有关的判例法确立了法院对于特区立法的违宪审查权，即法院有权在司法覆核案件中，审查有关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法》所规定的人权保障标准，如涉案法例中有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条文，法院有权宣布其因违反《基本法》而无效。
佩岑尼克将法律渊源区分法律的必然渊源（must-source）、应然渊源（should-source）和或然渊源（may-source），也部分是基于权威性的差异，其相互间发生冲突时具有不同优先顺序。笔者也基于现代成文宪法的最高法律性，经由规范性—至上性—封闭性的逻辑链条，推导出如下结论：宪法位阶的封闭性，自然导致宪法渊源的封闭性。
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应当确保符合宪法规定、宪法精神，以及要求建立健全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制度，各种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重要政策举措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实施、适用问题的，都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等制度性要求，也体现了同样的理念：政治实力对宪法的发展、指向宪法实施的政治运作，应当受到宪法的约束。博肯福德概括出了关于宪法解释的一些新的方法探讨：论题—问题导向的方法、现实科学导向的方法、诠释学—具体化的解释方法，等等。翟国强概括出（中国宪法实施）双轨制呈现出政治化实施有余而法律化实施不足的特征，并认为法律化实施空间若被政治化实施过度压缩，又会导致宪法实施的虚化和泛化，将宪法实施泛化的思路，无助于宪法规范功能的发挥。正如李忠夏所主张的，引入‘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解释的‘基础性结构，使宪法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下综合进行考量，并确定可能性的边界，然后从中选择出最优的决定，构成完整的合宪/违宪判断。宪法其实就是规范秩序和政治现实的接口，没有实然的政治秩序的支撑，整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秩序毫无意义。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理论与实务上对宪法实施的意涵的扩展。正如冯威所反思的，尽管凯尔森的规范层级理论几乎取代了关于法律渊源的讨论，使其成为了冗余的概念，但是法律渊源学说仍然可能承担更多议题研讨的功能：从法社会学上追问法律的成因。）民主与专政，（《宪政视角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三要素》，《战略与管理》2014年第11-12期，30000字。
）人权与公民权（5-6月）、（《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秋季卷，23000字。）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补写部分内容）、（《宪法权利的对应面及其法律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7400字。）7月写了宪法与其他法、（《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之探讨》，《法学》2005年第12期，21000字。）6月写了违宪审查相关概念、（《违宪审查相关概念之分析》，《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9000字。
《反思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务之公平性》,《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15000万字。众所周知，在高校真正重视的是科研而非教学，因此有同行对我的这些教学探讨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份量，意义不大。
我没上过硕士、博士，更没有洋文凭，我是在实践中学习成长的，这个实践就是写，不断地写，不停地写，一篇接一篇地写，在写作的过程中收获知识，提高水平，开阔眼界。2001年无意中听在京进修的温小莉教授赞叹苏力教授的讲课精彩纷呈，我于是到北大旁听，本来是想听他的法理学，却阴差阳错地听了《法律与文学》，他在课堂上手把手地教学生们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解析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些书、这些课对我讲授法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帮助，但对于怎么研究问题似乎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2010年很顺利地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校内资助的、我的第二本专著《宪法权利解读》（曹利女士编辑，共50万字）。《对我国国家主席制度的改进建议》，徐璋润、屠凯主编：《文化中国的法意叙事》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21000字。
《提请解释香港基本法主体的合理范围》，《法学》2016年第4期，10000字。）之后的十多年里，有时候是先讨论、再写文章（以教学带动科研），但更多的时候是先写文章，再拿到课堂上讨论（以科研带动教学），也就是说，后来没有事先的众人讨论我自己也能写出长篇论文（我进步的速度超过了学生），课堂上的七嘴八舌对我已经并非必不可少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和自己对话，仿佛自己内心就有七嘴八舌的声音，它们在不断地提问，从各个角度提问，又尝试着不断地回答，从各个角度回答，……这样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写作练习，锤炼出了我的研究能力。）、这些虽还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但写作上较之过去有了明显进步，我当时很为自己的这些成绩而高兴。这一年继续埋头苦干，1月写了依法行政之法，（2003年12月26日在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联合举办的公安执法与人权保障学术研讨会上，我的发言受到公安大学李健和副校长的称赞并鼓励我投稿，于是会后马上撰写了《依法行政的法是什么法？》，发表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性别平等，（未在刊物上发表，后直接收入《宪法权利解读》一书，共25000字。这是我第一次受邀参加小型的、规格较高的学术会议，为此特别感谢童之伟教授。
此外学易经八卦后最大的收获不在术而在道，开始懂得了阴阳平衡、张弛有度、祸福相依、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等等道理，无形中增加了一种灵魂的滋润。也许只能再写一本，或一本都难以完成，那就留下一些零星的论文吧，反正我已经有一本代表作了
这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宪制基础。成为宪法有单一文本构成的宪法，这是典型的成文宪法。笔者认为，我国这一时期的宪法形式不是典型的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而是较为特殊的、由多文本构成的成文宪法。把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还是把宪法作为构建民主共和政体的根本法作为宪法的主要特征，使我们对《共同纲领》及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宪法形式作出了不同判断。如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在实践中，这一时期各地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实际上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管制委员会，而不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翟志勇教授曾将这一时期的宪法定性为不成文宪法。而当时一些地方成立的人民代表会议并不能等同于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从性质上说，代表会议还只是个咨询机关，而不是权力机关，它只有权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对军管会和政府工作进行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多文本成文宪法中，各文本效力有高有低，最高的应是最高机关制定、确立政体形式的宪法性文件。但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还有很重要的区别，即在不成文宪法中有大量的宪法惯例存在（这是其号称为不成文宪法的缘由所在），而我国1949—1954年期间基本没有宪法惯例。
应当指出的是，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确有相同之处——都是由多个（而不是一个）宪法性文件构成，有关宪法的内容均散见于这些不同的宪法性文件之中。因此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应是1954年，1954年《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在1954年《宪法》之后，它仅仅是宪法性法律，不再是宪法的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误判我国1949—1954年的宪法形式为不成文宪法，就是认定成文宪法只能有一个宪法文本，若有几个宪法性法律文件构成，则是不成文宪法，而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法国历史上的1875年宪法就由三个宪法性文件组成（《参议院组织法》《政权组织法》和《国家政权机关相互关系法》），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认为法国这一时期是不成文宪法。那么《共同纲领》确认的政体是否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特征呢？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的基础是普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基础，表明人大与人民的关系——人大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人大，这是其正当性所在。由于政协全体会议才能代行全国人大的工作，而在其闭会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基本上只能起咨询性作用，其职权多是协商性的，因此全国委员会听取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报告后应只能提出批评建议，政协全体会议听取这些报告后才有批准通过权（与后来的人大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类似），但实践中全国委员会似乎代行了全体会议的某些职权，如一致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工作报告。
（三）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通说认为，成文宪法是指由一个或者几个宪法性法律文件所构成的宪法。
虽然在当时这些过渡性措施是历史的、现实的选择，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但从逻辑上说，一个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还能称之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吗？我们或许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没有国家主席、没有检察院，这个制度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健全而已（如1975年《宪法》），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大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什么状态。根据《政协组织法》第7条，政协内部的最高机构为政协全体会议，在当时拥有类似全国人大的地位。
这一时期我国的宪法形式既不是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也不是不成文宪法，而是由《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和一系列宪法性文件构成的多文本成文宪法，这与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由单一宪法文本构成的成文宪法有明显不同，是一种短期存在的特殊的成文宪法形式。（九）任免各项政府人员。但是如果我们从构建国家政权组织这个角度看，就不仅发现《共同纲领》中关于构建政体的条文非常少，构建出来的政体并不完整，同时也很容易发现《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作用和意义，进而意识到至少是《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起着宪法的作用。中央人民政府再产生并监督其它国家机关。
可见多文本的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确实比较杂乱（其中不成文宪法更为杂乱——因为它还包括大量宪法惯例和判例），这也是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被更多国家所采用的原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六、选举违背以上三、四、五三条规定及书写模糊，无法统计者，均为废票。
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但笔者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对此进行了反思，进而改变了原有看法。
根据这个体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统揽所有国家最高权力，在它之下设置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均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我国这一时期的宪法文本来看，其效力等级主要应以制定机关的地位为判断标准，如政协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通过的宪法性文件应分别属于第一、二、三层级。
